1936年10月25日傍晚，汉口法租界的街灯刚刚亮起。杨永泰坐进轿车前，只和身边侍从说了一句“今晚风有点凉”，转身踏上车阶，几分钟后，数声枪响划破江城夜色。子弹击穿玻璃，他倒在座椅之间，血迹浸透长衫，留下一句“身已许国，夫复何恨”。
消息传开，蒋介石沉默良久，只抛出四个字——“当代卧龙”。外界听来夸张，可在国民党高层眼里，这位广东籍谋士确实是不可多得的“政略家”。
追溯他的履历并不复杂。1880年，杨永泰出生于广东新会。家境尚可，却谈不上显赫，童年时读私塾，十七岁才勉强考中秀才。这在科举时代算不上出类拔萃。1902年，他抓住清政府“废书院、设学堂”的风口，考入北京法政专门学校，接触西式法律与政治学，思维一下被打开。毕业后短暂当了报社编辑，笔锋辛辣，却很快厌倦纸上风雷，转身进入广东咨议局，正式踏入政坛。
辛亥革命把旧格局掀翻。民国建立后，杨永泰投入国民党，但并非主流的黄埔系或蓝衣社，而是政学系。这个派系主打“行政效率”与“社会改造”，乍看温和，实则颇有野心。1920年代，政学系在广州啃下若干重要职位，杨永泰也趁势累积人脉，逐渐成了小圈子的“智囊”。
1928年，黄郛因济南惨案身心俱疲、欲退居二线，临别前向蒋介石郑重推荐：“凡我所能者，畅卿（杨永泰字畅卿）皆可为。”蒋介石对黄郛向来信任，当即点头，“那就留下来替我出主意。”从此，杨永泰得以近距离观察最高权力核心。
当时北伐刚结束，表面“统一”，实则四股力量最棘手：桂系、晋系、西北军、奉系。杨永泰把局势拆分成四张考卷：对桂系——军事围剿；对晋系——政治争夺；对西北军——经济绞杀；对奉系——外交牵制。蒋介石听完，手指轻敲桌面：“依此行事。”随后爆发的中原大战验证了这张剧本，中央军控制区一路扩张到黄河沿线。
权力格局稍定，蒋介石随即把焦点压到红军身上。1931年，杨永泰被任命为军委会秘书长兼鄂豫皖“剿共”总司令部秘书长。此前三次围剿皆告失利，他翻阅战报后断言：“对方不是旧军阀，不能只靠枪炮。”于是抛出“七分政治，三分军事”方针——先稳固地方政务、赈济灾荒、整顿吏治，再配合军事封锁。蒋介石明白其中妙处：“用政治切断他们的水源。”不久，“新生活运动”应运而生，力图用道德训条、三民主义宣传抢占舆论。不得不说，这种“软硬兼施”的设想，在当年确属新鲜。
有意思的是，杨永泰不会停在纸面。1934年10月，中央红军开始长征。他又提出“驱虎吞狼”，主张借追剿名义把中央军势力推进西南，以四川为核心，剪除割据军阀。蒋介石采纳后，大刀阔斧调动川军将领到庐山训练团“轮训”。田颂尧被撤，刘湘、刘文辉被分化，西南棋盘重新洗牌。抗战全面爆发时，国民政府能迅速迁都重庆，多少与这道先手关联。
然而，刀光剑影并不仅出现在战场。1936年夏起，政学系在多个省府、行营握有实权，“省府主席十有九，行营主任五占三”，与CC系、复兴社的利益冲突日益尖锐。此时外交风声又紧，日本在华北步步紧逼，内部路线之争激化，杨永泰的“对日慎战”言论，让一些激进青年视其为“亲日派”。
刺杀经过并不复杂。10月25日18时30分，轿车驶出法租界“惠罗公司”门口，四名青年持枪拦截射击，杨永泰胸腹各中一弹，19时许身亡。常被提及的两种凶手猜测：一是青年抗日社团“铁血锄奸团”，二是CC系背后操控。戴笠后来呈报“属青年行动”，但卷宗长期处于“绝密”级，真相无从深挖。
临终前，他低声告诫侍从：“勿让夫人悲痛过深。”短短十余字，把个人悲凉与家国责任交织。不久后，蒋介石纪念电文写道：“畅卿之才，古今罕有。”其实在政坛里，吹捧并不稀奇，罕见的是靠谋划一次次改变局面。
杨永泰去世时五十六岁，留给后世的，是一份复杂的评语：战略构想富于远见，行事手段也颇多锋芒；若说他是“当代卧龙”，有人不以为然，可若少了这位广东人的脑筋，国民党在1930年代的权力扩张和西南布局恐怕很难如此顺畅。人生落幕之日，谋与略终归随风，而那枪声，也将永远镶嵌在汉口长江边的秋夜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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